張奚若 - 人物年表

1889年出生。

⠦—饹𔥏ƒ加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

⠨𕴧𞎥œ‹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

1925年回國曆任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教授職位。

1929年8月應聘來清華任法學院政治學係教授。

1932年6月，張奚若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上代表教授會向學生致辭，提出三點意見：“奮鬥、續學、耐勞”。

1936年11月，他在《獨立評論》發表《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觸怒當時北平最有權勢的人物宋哲元，導致停刊數月。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奚若亦隨校西遷，並任西南聯大政治學係主任。

抗日期間，參加民主活動，抨擊國民黨獨裁。

1941年3月1日，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發言，尖銳抨擊國民黨政府當局的腐敗和獨裁統治，蔣對此極為惱火。但他未予置理，發言後便憤然離去。後來，國民參政會還給他寄發開會通知和往返路費，他當即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未參加國民參政會會議。

1946年，張奚若受邀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演講，他猛烈抨擊反動當局說：“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

1947年，《清華周刊》請張奚若為36周年校慶題詞，他揮筆寫就：“學問要往大處著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蟲小技。”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第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當討論到新中國國名時，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的建議。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采納了張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國國名，並將這一名稱寫進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1949年-1973年，他還一直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在推動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麵做出了積極貢獻。

1952年9月，張奚若繼馬敘倫之後出任新中國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多有建樹。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方麵做了大量工作，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公民教育、勞動教育，完善課程和學製，推廣普通話，製訂《小學生守則》等。

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此後還連續當選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風運動中，他對毛澤東提出了評價：“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7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座談，幫助整風。張奚若在會上分析了黨在工作中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根源。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曾引用他的說法，雖然不滿意，又認為“張奚若是個好人”。

1973年7月18日卒於北京。張奚若終其一生，始終以全體人民的福利為中心目標，保持仗義執言、坦誠耿直的作風，合誌士與學者於一身，往大處著眼做學問，為社會服務做事業。

張奚若 - 學術貢獻

在清華，張奚若主講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課程，頗受學生歡迎。張奚若雖然是有名的大學者，但一生著述並不多。著名哲學家金嶽霖稱他是自己“最老的朋友”，金在回憶錄中也不無感慨地說：“他的文章確實太少了”。在這位老友的印象中，張奚若隻發表過一篇《主權論沿革》的文章。金嶽霖的記憶顯然有誤，張奚若在政治學方麵的學術文章並非隻有一篇，不過也不是很多。張奚若發表的《社約論考》、《主權論》、《法國人權宣言的來源問題》、《盧梭與人權》、《自然法則之演進》等論著，在當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張奚若認為，做學問的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應該鼓勵鑽研、容忍失敗，必須反對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學是要投資的，給一批人時間，叫他們去研究，即便這批人中間可能隻有少數能真正有所貢獻。”他對教書的要求十分嚴謹，因此他的課有個特點：“好上不好下”。課上，他對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貶，講課的聲音也隨之時而高亢、時而低沉；但下課之後，學生必須按照他的要求閱讀參考書，這是一項繁重的作業。因為他不主張多讀教科書，而特別注重閱讀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圖的《共和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都是必讀的。

張奚若是不輕易寫作的，留下來的著作不多，但發表的 《社約論考》、《主權論》、《盧梭與人權》、《自然法則之演進》等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法學家王鐵崖回憶1931年讀張奚若《法國人權宣言的來源問題》一文時的感受說，“那真是一篇罕見的好文章”，即使時隔幾十年之後，其價值仍然十分珍貴。

張奚若 - 生平軼事

一、請蔣介石滾蛋　　

一次，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四校聯合舉辦時事講演會，由張奚若主講。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麵對六七千名聽眾，他對國民黨展開了猛烈抨擊。講演一開始，他就說：“現在中國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張奚若接著說：“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幹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他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此，中國要有光明的前途，隻能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

二、建議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會議。在各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對於新中國的國號問題，爭論頗為激烈。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也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國”。張奚若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還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好。張奚若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與會代表經過反複討論，認為張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整風運動中的十六字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決定開展一場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從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在5月13日的座談會上，張奚若提出了反教條主義的問題。5月15日，張奚若再次發言，重點談到了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並將其概括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他解釋說：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隻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為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曆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在隨後的反右派運動中，參加座談會的民主人士裏有相當多的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張奚若是幸運的，沒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繼續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負責人。據稱，其中原因，一是周恩來力保，二是毛澤東雖然對他的十六字批評不滿意，但又認為“張奚若是個好人”。

張奚若 - 人物評價

早年與張奚若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金嶽霖先生，在自己晚年寫的《回憶錄》中說道：“張奚若這個人，王蒂�j（周培源夫人）曾說過：‘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當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這個四方形的四邊是非常之廣泛，又非常之和藹可親的。同時，他既是一個外洋留學生，又是一個保存了中國風格的學者。”金先生的這番話貼切地概括了自己“最老的朋友”。

陳岱孫評價張奚若是一個“合誌士與學者於一身的人物”。《張奚若文集》中所收集的發表於 1927年-1946年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屬於“時評”和“政論”，集中表達了他關心國運、鞭撻腐朽的強烈心情，和不畏強權、不顧一身安危的非凡勇氣。

法學家王鐵崖回憶1931年讀張奚若《法國人權宣言的來源問題》一文時的感受說，“那真是一篇罕見的好文章”，即使時隔幾十年之後，其價值仍然十分珍貴。

雖然在他的一生中，專職做大學教授的時間並不太長，但他的教學獲得了學生和同事的極高評價。身為政治學係主任，每逢學期開始，他都親自指導學生選課，並在每個學生選完課的表格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上課時，他頭戴禮帽，架一副寬黑邊眼鏡，手持拐杖，給人的印象是：嚴肅樂觀，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張奚若 - 參考資料

[1] 《百科知識》，2005年3月下半月號
[2] 《縱橫》，2006年第2期
[3] 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report/2005-04/20/content_2853398.htm
[4] 中國經濟網 http://www.ce.cn/xwzx/xwrwzhk/peoplemore/200707/11/t20070711_12127115.shtml
[5] 中國高校報網 http://www.cunews.edu.cn/Article/huabei/wenyifukan/200806/33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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